若没有合法文件，农民的土地更容易在极少甚至根本没有补偿或协商的情况下被征用。
将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将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国家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金银本位只能在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财富增长不快的时期使用，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需要不断从外部输入金银，否则将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初金本位的崩溃就是这一缺陷的真实体现。
非储备货币国倾向于低估本国货币以便在国际市场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2）小国在短期内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干预汇率市场再看区域共同货币的问题。其实通货膨胀不是纸币惹的祸，而是发行纸币的政府惹的祸，如果仅仅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减少纸币发行即可，各国只要立法明确不能超发货币就能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没有必要恢复金本位。建议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对于实行固定汇率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元的贬值意味着外汇储备缩水和国民福利的下降。1880-1914年的35年间，西方主要国家通行金本位制，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自由输出入。第五是对农村发展的前景缺乏一种战略思维。
进入专题： 农村金融 。在乱摊子里再把合作的观念立起来，相当难，现在一提合作大家就想到过去的大锅饭。农村金融是金融体系中的特殊领域，也关系到最广大的群体。30年间，农村金融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信社在多次起伏变迁中沉淀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下一步农信社应走向何方?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是让很多亲历者谈之色变的特殊机构，合作基金会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全国开花又迅速被迫关闭呢?这段历史给后续改革带来哪些前车之鉴呢?新时期的农村金融改革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带着这一连串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秦池江，听年过七旬的老先生讲述他所耳闻目见的农村金融改革30年。
至于为什么脱钩，当时理论界有一种思路，就是希望恢复农信社的三自（自办、自管、自收益），恢复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办真正的合作金融;农信社也希望独立、能够自成体系;人民银行也觉得农行要商业化就做自己的事。农信社和农行财务上原来就是分开的，脱钩的时候主要是人员调动和资产调动。
但后来又走到歧路上了，农行把一些好的干部、好的资产调到农行，农信社就越办越不行了，农行和农信社的矛盾激化了。《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当前农村金融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那么农村金融发展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秦池江:主要需要几个方面的政策，一是之前提到的《社区再投资法》。全国农信社整体也是盈利的，农信社开始活跃起来了。所以，农村金融工作基层需要有一批实干的人、有创新成就的人，但是基层这些好的经验还需要一套机制来提炼，把历史上有过的、基层产生的、实践中验证是好的经验提升，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其中，1.2万亿元贷款还包括农发行的贷款，如果去掉农发行的那部分，实际上农村是存大于贷，农村的存款并没有完全用在农业，农村资金在不断外流。农信社的业务和风险管理方面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要做到这一步很难，首先财政和地方政府习惯于传统的资金管理方式。例如，尤努斯的小额信贷的确做得不错，对中国也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尤努斯的经验中国也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农村金融改革30年，是什么?秦池江:曲折苦痛，做了很多探索，看到一线希望，但目前还处在调整期，有最好的发展时机、难得的机遇，如果把握好，下一步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大有希望。
农民从经济上有合作的基础，劳力、资金、种植、加工、营销靠单个农民都做不了，组织起来合作才有效率。当时的农信社基本等于农行的基层机构，但财务上还是分开的。
所以，后来农信社对于不良资产有一个看法，认为是农行转过来的。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必须有政策性农村金融业务，国家要为农民提供比较宽松的、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也要承担一部分风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政策性的措施没有效率，是应当淘汰、改革的对象。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四是需要金融与科技的配合。例如，尤努斯的小额信贷的确做得不错，对中国也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尤努斯的经验中国也有。《第一财经日报》: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对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至今股份制已成为基本发展思路，你对此怎么看?秦池江:产权明晰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制度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人民银行对农信社的监管要求有什么新变化呢?秦池江:人民银行的监管主要有两件事，一是风险管理做了不少工作，二是推行小额贷款和信用村、联保贷款，比较有成效，这种做法现在还延续下来了。但这个转变还需要艰苦的过程，目前，农信社不懂科技，科技和金融分离，需要政策的整合。
例如，一部分财政资金是否可以不一定指定用在某个地区、某个项目或某个企业，而用这部分财政资金建立担保基金，需要用钱的企业或个人，从银行贷款，由担保基金提供担保，这样财政资金可以带动更多的资金，扩大到3倍、5倍甚至10倍，但这就需要政策和管理方式的配合，这方面大有余地，也有现实基础。农行管理期间，有管得好的，也有差的。
好的产权还必须有好的经营者。《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合作基金会的问题表现为兑付危机，其原因是什么呢?秦池江:最主要的原因是资金被挪用，另外还因为合作基金会搞了一些没有效率的贷款，当时正是农村搞村办企业、乡办企业的时候，借出去的钱由于企业没有效益收不回来，合作基金会在这方面也吃了很大的亏。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30年，农村金融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秦池江:30年的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村的融资力度有所提高，现在金融机构对农民提供的贷款大概1万多亿元，达到这个数字也不简单，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才3000多亿元，而现在农民贷款已经超过了1万个亿，增长比例很大。从2000年开始他们也很重视在农村推行信用制度和联保贷款，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取得了成效，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农村金融的市场化必然促使农民大批地去城市，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第一财经日报》:农信社从农行脱钩花了多长时间呢?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秦池江:1996年8月国务院发布《决定》的时候，脱钩的农信社还是少数，文件发布后就很快全部脱钩了。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信社的亏损基本由农业银行承担，而且农信社也不交税，所以当时农信社经营亏损不是很明显。《第一财经日报》:人民银行什么时候发现潜在危机、开始关注合作基金会呢?秦池江:后来资金互助社吸收存款，存款兑付不了，存款人就闹事，政府又找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就说是不合法的，不允许非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
现在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在引导农民致富、推动农民致富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第一财经日报》:30年改革后，农村金融体系还存在什么问题?秦池江:农村金融发展中的确还有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村金融体制和政策配合与新农村建设历史任务不相适应。
所以，金融业和农业都要围绕国际竞争、国际市场，要有这样的眼光和思路来创新农业、支持农业，把农业做大做强。《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农信社下一步改革方向，应该变成大银行，还是小的社区银行?秦池江:中国需要大银行，这没错，但更多还需要小银行，小银行的好处关键在于市场定位和理念。
《第一财经日报》:1998年底，国务院作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当时是如何清理整顿的?秦池江:中央决定清理整顿的时候，个别好的合作基金会转到农信社了，大部分由地方政府采取措施，赔钱、撤销。商业银行从2000年以后逐渐撤销在农村的机构，在农村的服务能力基本上消失了，农村信用社对于自己的市场定位也不断动摇，都在向大商业银行学习，要搞商业银行，甚至大商业银行，而不是一心一意思考如何在农村开展业务。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上世纪50年代农信社由人民银行管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秦池江:农信社最开始是独立的，当时的人民银行只是进行指导，经营方面的独立性比较强。目前农信社的整体状况不错，大多数农信社能够达到当年盈利。《第一财经日报》: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是什么?秦池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定位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现在管理层、管理机制或者监督机制对这两方面看得过重，结果就形成一种关门主义、自我利益的作风。
为解决这个问题，2002年国务院决定对农信社过去所遗留的不良资产由人民银行用票据收购一半，另外一半由农信社自己消化，通过资产置换的办法使农信社的状况有所改观。后来，把农信社变成人民银行的基层机构，信用社的独立经营、自主经营、民主管理、三会（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等就慢慢淡化了，服务特点就慢慢消失了。
1985年左右，信用社又逐渐脱离农行，1996年完全脱离，由人民银行监管。《第一财经日报》:农信社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由中国农业银行代管呢?秦池江: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人民银行将信用社委托农行管理。
此外，还有一个风气，理论界、管理层对自身经验总结不够，不少事情都是看外国的，这种心态值得忧虑。《第一财经日报》:农信社从农行脱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为什么从农行脱钩呢?秦池江:对，最初是从河北武安开始的，当时还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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